宏观展望｜交大高金朱启贵：基建投资有望成跨周期调节主要抓手货币资讯

　　宏观展望｜交大高金朱启贵：基建投资有望成跨周期调节主要抓手货币资讯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超预期的出口增速让人眼前一亮。

　　迈入崭新的2022年，各项宏观指标将呈现何种走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如何演绎？近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多名学者专家，把脉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朱启贵预计，2022年CPI同比涨幅或将有所扩大；猪肉价格已进入筑底回升阶段，将逐步进入上行周期、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也将日趋向CPI传导，而CPI翘尾因素的高峰将在5月到9月到来，若届时环比价格提升较大，也将对CPI造成上行压力。

　　“PPI方面，在国家持续推进‘保供稳价’的政策背景下，国内大宗商品价格目前已处于下行区间，虽然海外通胀，原油价格上涨等将会对国内造成一定的外溢效应，但总体可控。” 朱启贵说道。

　　展望2022年的消费，朱启贵表示，考虑到2021年低基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或将缓慢复苏，约为6.5%-7%。

　　“投资方面，‘房住不炒’的大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预计地产投资增速或将稳步下行，约为0%-3%。”朱启贵表示，同时基建投资有望成为跨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基建发力“前置”可期，基建投资增速预计约为5%-8%。

　　对于2022年出口，朱启贵认为，在高基数叠加海外需求边际收缩的背景下，2022年出口增速或将边际下降，但大概率不会出现失速风险。货币资讯海外需求虽边际回落，但仍维持扩张态势；RCEP生效实施，也将有利于出口。人民币汇率或不会再像2021年那样强势，但汇率目前并不是影响疫情后贸易的主导因素，故而对2022年的出口影响不大。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坚持‘以我为主’，造成目前中美货币政策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冲击下，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差异，属于各自经济体内生因素的催生结果。”朱启贵表示，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对中国影响有限，但不应忽视美联储政策调整伴生的经济金融风险。

　　朱启贵：2022年GDP增速有望达到5%~5.5%，给出这一判断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潜在产出的角度看，央行和中国社科院对2022年的潜在产出增速分别为5.5%和5.55%。从历史看，我国实际GDP增速总体上围绕潜在产出波动，若不考虑疫情影响，2012年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型以来，实际GDP增速与潜在产出增速之间的平均偏离程度仅为0.45%。二是2022年中国经济确实承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同时综合考虑到共同富裕、“双碳”、行业监管等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2年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无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形下，预计2022年实际产出或略低于潜在产出，但偏离度也不会远超经济转型发展以来的均值。

　　在走势方面，2022年GDP或呈现先低后高的态势，由于逆周期宏观政策存在滞后性，约在3-6月后对GDP增速产生明显效果，目前逆回购和MLF已下调10BP，5年期LPR也下调5BP，宽货币政策已经落地，未来积极的宏观政策也将陆续落地，预计后半年经济总体情势将大概率好转，当然具体增速则将受到疫情演化、国内宏观政策幅度、海外需求等因素共同影响。

　　澎湃新闻：面对全球通胀，您怎么看2022年中国物价走势，PPI和CPI剪刀差是否会保持收缩？

　　朱启贵：2022年CPI同比涨幅或将有所扩大，但总体将处于合理区间。其中猪肉价格已进入筑底回升阶段，将逐步进入上行周期、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也将日趋向CPI传导，而CPI翘尾因素的高峰将在5月到9月到来，若届时环比价格提升较大，也将对CPI造成上行压力。而在PPI方面，在国家持续推进“保供稳价”的政策背景下，国内大宗商品价格目前已处于下行区间，虽然海外通胀，原油价格上涨等将会对国内造成一定的外溢效应，但总体可控。从而2022年PPI和CPI剪刀差收窄将会是大概率事件。

　　朱启贵：消费方面，若国内疫情持续反复，管控政策将拖累消费，特别是餐饮消费；另一方面，“缺芯”对汽车供给的约束可能逐步缓解，汽车消费或将修复；如果房地产信贷政策边际微调，后地产消费面临的压制有所减弱；伴随疫情影响的趋缓，餐饮收入也可能相应回升。考虑到2021年低基数，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或将缓慢复苏，约为6.5-7%。

　　从GDP核算的支出法看，由于2020年低基数效应，2021年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为5.3%，高于2016-2019年以来的均值4.0%，2022年将逐渐向均值回归。但从两年复合平均的角度看，2021年最终消费对GDP拉动率的两年平均却仅为2.4%，低于疫情前水平，这说明2021年的消费依旧偏弱。2022年，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政策陆续推出，经济将逐步企稳，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修正居民预期，货币资讯降低防御性储蓄，进而带来消费增速改善。

　　朱启贵：受地产和基建增速双双下行的影响，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4.9%，若不考虑2020年疫情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992年开始进行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从GDP核算的支出法角度看，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率为1.11%， 自改革开放以来，该数据仅高于1990年。2022年，在中央对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有进的要求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概率改善，其中最为主要的拉动力量将是基建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建设投资，2021年底财政部已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各地政府也积极响应，如上海政府提出，要争取上半年完成全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

　　地产投资方面，“房住不炒”的大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目前政策面持续发声，要求稳定地产信贷。房地产产业链牵一发而动全身，2021年1-2季度融资剧烈收紧所导致的居民观望和开发商谨慎情绪已经在3季度形成明显的经济下行拖累，近期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边际转向。预计2022年地产投资增速或将稳步下行，约为0%-3%。

　　基建投资方面，基建投资有望成为跨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基建发力“前置”可期。作为“十四五”关键一年，新基建等大量重点建设项目或将陆续上马；中央双碳文件提到加大绿色建筑和低碳出行相关设施建设，也将拉动基建投资上行。另一方面，日趋严格的基建项目审查考核制度不会轻易更改，基建投资增速也依然难以回到2017年之前的高增长状态。基建投资增速预计约为5%-8%。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中国2022年的出口走势，去年的高增速是否能够持续？强势的人民币是否会有影响？

　　朱启贵：2021年我国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达到33539.6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29.9%，增速也为近10年以来的新高，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为1.69%，为2006年以来的新高。出口高增速的背后是由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逐渐复苏，且需求端恢复速度快于供给端，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出口国提供大量订单，中国通过高效防疫维持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实现了出口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

　　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高额进口规模或面临回落，以美国为例，2020年5月至今个人商品消费支出规模，特别是耐用品呈现爆发式增长，为二战后罕见的极端情况，恐难以长期维持。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出口仍具有韧性。一是历史上美欧日等国制造业PMI的扩张周期一般持续2年左右，海外需求虽边际回落，但仍维持扩张态势；二是RCEP生效实施，也将有利于出口；三是2021年疫情反复的情况很可能还将在2022年延续，全球贸易在曲折中复苏，中国产业链仍具有相对优势。从而在高基数叠加海外需求边际收缩的背景下，2022年出口增速或将边际下降，但大概率不会出现失速风险。

　　至于人民币汇率，2022年或不会再像2021年那样强势，但由于根据上面的论述，汇率目前并不是影响疫情后贸易的主导因素，故而对2022年的出口影响不大。

　　澎湃新闻：美联储大概率在2022年3月份加息，国内目前货币政策边际上有所放松，怎么看这种政策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

　　朱启贵：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坚持“以我为主”，造成目前中美货币政策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冲击下，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差异，属于各自经济体内生因素的催生结果。当前我国面对的内外部环境与上轮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相比有明显不同，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对我国影响有限。但也不应忽视美联储政策调整伴生的经济金融风险，目前美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1月以来美联储关于准备加息的表态已经导致了美股大幅下跌，若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进一步超预期调整，将引发资产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并可能通过利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等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溢出影响。

　　朱启贵：稳增长将是中国2022年经济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积极的宏观政策将陆续出台；疫情仍然是影响2022年经济运行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国内疫情蔓延势必影响2022年消费和服务业的复苏，而全球防疫平衡若被打破，甚至还会引发“通缩交易”风险。此外，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变化也会有影响，如欧洲和美国大选后政治和经济态度是否出现大幅转向等。

　　2022年将是宽货币和宽财政的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提25个“稳”和30个“进”，与之配套的宏观政策势必要稳健有效，并以刺激内需为政策的主要落脚点。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副行长公开表态“哀莫大于心死”，将持续回应市场关切，进一步打开货币政策工具箱，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财政政策方面，随着金税四期的启动，将有效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财政支出强度和进度必将提速，支持“两新一重”投资，并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此外，2022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更加注重协同联动，注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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