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经报微信国内外汇

　　在整个外汇改革的棋盘上，汇率市场化处于核心地位，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自由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则是两大重要的主干，由此形成“一体两翼”的基本格局。

　　当长期板结的汇率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当人民币以竞走的方式走出国门，当昔日稀缺的外汇褪去表层神秘，作为改革开放的每一位见证者不仅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外汇市场的惊喜巨变，更欣赏到了一个资本大国扎实崛起的经济神奇。40年的砥砺变革，中国汇率管理的制度创新浸入到了人类金融断代史的字里行间；40年的开放不辍，中国汇市版图的精雕细刻打磨出了世界金融万象图的纵横经纬。

　　40年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是1.5∶1，汇率管理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由于本币价值严重高估，不仅外资进入中国的动力不足，国内出口企业的创汇激情也被完全浇灭。因为企业当时的平均换汇成本是2.75元人民币，等于赚到1美元还要赔1.25元，而且赚的越多，赔的越多。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状况，中央政府在1981年迈出了汇率制度改革步伐，即实施“官方汇率+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的双轨模式。但是，无论是官方汇价还是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都还是采取政府定价模式。

　　为了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积极性，1985年政府取消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代之以外汇留成制度，同时推出“官方汇率价+调剂市场价”“官方交易市场+民间调剂市场”的新双轨模式。但是，由于官方汇价比调剂汇价要低很多，企业与个人都愿意进入调剂市场交易，而且随着企业手中的外汇资金越来越多，调剂市场的交易量开始扩大并超过了官方交易市场，甚至到了最后，前者的交易量占了全部外汇交易的80%以上，因此，官方市场反而成了配角。更重要的是，当更多的企业与个人选择在调剂市场上交易时，国家无法从出口商或个人手中获得足够的外汇，于是形成“国家外汇储备少，私人部门外汇多”的格局，国家抵御风险与增加先进技术设备进口的能力日渐式微，由此倒逼着一场新的汇率制度变革的到来。

　　1994年的汇率改革首先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同时推出了强制性的结售汇政策。即，私人部门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同时外汇指定银行必须将高于外管局批准的头寸额度在外汇市场上卖出，而央行作为最后的接盘者在市场上买入外汇，并放出外汇占款。另外，取消外汇留成的同时也取消了调剂市场，实现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的并轨，并将此前的盯住汇率制度改为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受此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跳贬现象，对美元的汇率下贬至最后的8.2左右。另外，应IMF的要求，央行承诺在2000年前完成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

　　实际上，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到1996年就已经提前实现，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投资环境因此得到大大改观。尤其是在加入WTO后，国内企业出口出现“井喷”，结汇愿望与需求不断放大。与此同时，央行与外汇局宣布实施QFII制度，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由此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日俱增。为了缓解升值压力，央行一直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外汇资产，于是又带来了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从而引致流动性过剩以及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等系列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于2005年决定废除盯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改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随后开始了缓慢的升值之路。

　　不过，虽然实施了参考一篮子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本身的市场弹性却并没有增加多少。为了能够在当年的11月底从IMF董事会手中拿到人民币的“入篮”门票，央行在2015年8月11日启动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改革程序，当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下调1000点，一次性贬值2%，创下历史记录。按照改革布局，今后人民币每天早晨的中间价由头一天的收盘价、隔夜的全球外汇市场变化以及其他因素所决定，以此大大增强市场化成分。虽然“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发生了不小的贬值，但经过大概一年半的市场干预和努力，至2016年底，人民币贬值预期基本消除，并从此走上双向波动的轨道。即便是在如今气势如虹的美元面前，人民币同样表现出了足够的弹性与超强的定力。

　　完全不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基本不对外进行举债，也不接受境外资本来华投资，更不允许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流通，40年前外汇管理的绝缘性场景已然尘封。俯瞰当今广阔多元的世界货币市场，我们惊喜地发现人民币活跃其中的靓丽身影，并由此感受到由人民币串联起来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强大气场。

　　2009年应当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和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此启动了人民币“走出去”的第一步。3个月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收到首笔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款项。10年过去了，与我国发生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242个，发生业务的企业超过34.9万家，银行超过386家，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年度结算规模从最初的400多亿元增长到目前的28000亿元，整个跨境使用中，人民币占比已超过31%。作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人民币的市场占有率已达1.66%。

　　在投资领域，中国财经报微信国内外汇QFII与RQFII只是意味着外资在中国境内兑换人民币的便利。而真正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则是2014年推出的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与R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投资者），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处就是用境内人民币投资于境外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市场。除了QDII和RQDII外，国家外汇局自2013年起分别在上海和深圳推出了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与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的试点，并在今年将两地的试点额度分别增加至50亿美元。借助于QDII、RQDII以及QDLP与QDIE，外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一主要渠道，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FDI投资存量上升到1.8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二。人民币作为全球性投资工具的功能日益彰显。

　　用债券市场建构人民币国际化渠道，比贸易与投资的起步似乎要早得多。其中，2005年开始起步的熊猫债截至目前已经发行了147只债券，融资总额达3042.3亿元。同时，中国财政部还在香港市场发行了超过170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债券，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等在境外成功发行了多批次政策性银行债等。几乎与国内机构向境外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相同步，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2005年拿到了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市场执照，并且随后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期限与规模不同的人民币债券。为了规范境外组织机构的债券发行，财政部今年推出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助力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由两国中央银行互相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应当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股核心动能。资料显示，自2001年与泰国签署2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以来，中国还与俄罗斯、瑞士、英国、加拿大等36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到32200多亿元人民币。与QDII以及境外市场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等市场化力量有所不同，货币互换协议由货币制造局亲自操控并直接进入对方货币储存与转运系统，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与使用成本更低、更富效率。

　　当然，在所有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维度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人民币在2016年进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人民币以国际储备货币的身份加入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货币当局的资产组合阵营。IMF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储备规模达到1228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1.23%。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升至3.13，与日元、英镑的国际化水平十分接近。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贸易处于冻结状态相适应，1980年中国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挂出的贸易盈余数字是零，外汇储备自然是一片空白。然而，1年之后，中国外汇储备就有了27亿美元的收入进账，至1985年增加到100亿美元。又过了10年，外汇储备跳涨至1000亿美元，直至2006年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每10年一个大的跳跃，中国外汇储备过往40年中在存量余额上创造了全球第一的历史，最高时期外储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虽然后来因金融危机以及美元升值的影响，外储数量有所减少，但至今依然保持着3万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告别了外汇储备极度短缺的中国，迎来的其实并不只有规模上叠加的兴奋，更增强了灵活应对金融风险以及掌控国际市场话语权的自信与定力。有了丰富的外汇储备，我们就能富有底气地维护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掌控着丰厚的外汇储备，我们就能展开必要的国际援助进而展示大国风范；占据着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本输出，在黄金、能源等全球性战略物资上实现选择性与科学性配置。不仅如此，在外汇储备的管理上，除了国家完全掌握的主动权以外，外汇储备还分流到金融机构以及普通百姓手中，逐渐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的有序转变。

　　国家的富强的确让百姓扬眉吐气。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外汇紧缺的现实，国家对外汇管理非常严格，外汇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就是一个天外奇物。为了增加手中的外汇储备，国家发行了外汇券，当时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和归国华侨只有将外币兑换成外汇券才能在市场上使用。而因为稀缺，外汇券在价值上往往超过人民币，其购买指定进口商品的能力也为人民币所不具有。显然，作为外汇的替代物，外汇券不仅仅代表着一种购买特权，还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然而，今天外汇券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民众购买进口商品也不需要支付外汇，而且获得外汇的渠道与便利性大大增加。

　　作为中国外汇管理的重大进步标志，过往40年，我们不仅完成了从强制外汇结售汇制到限额结售汇制再到意愿结售汇制度的转变，而且在2007年实现了从外汇收支计划管理到个人每年5万美元额度的便利化管理。拿着身份证，中国公民可以在国内任何一家银行自由兑换到规定额度的外汇，而且即换即取。即便是超过便利化额度的，经常项目项下也能凭有效身份证明及真实性证明材料在银行获得外汇配给。另外，在持有外汇的同时，普通百姓还可以进入外汇市场，根据汇率的变化进行外汇的买进卖出，实现自身财富的增值。

　　从留学出国到境外旅游，外汇成为必备工具，而中国公民如今则可以在全球许多国家金融机构实现人民币的自由与顺畅的兑换。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人民币已经与12种货币形成了直接汇率，人民币代理行的网络遍布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另外，人民银行重点支持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大大丰富了原有境内外金融机构和企业间人民币跨境清算形式，同时互联网技术也空前提高了民众跨境外汇支付的便利化程度。据悉，SWIFT网络已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境外24个城市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同时国内支付宝、财付通、银联电子等33家支付机构参与了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为境内机构和个人集中办理小额购物和机票、酒店、留学等项目的跨境外汇资金收付及相关结售汇业务。

　　在整个外汇改革的棋盘上，汇率市场化处于核心地位，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自由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则是两大重要的主干，由此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基本格局。在40年中国汇改的成绩单上，人民币汇率的双向自由化浮动有目共睹，经常项目早已完全放开，人民国际化也是气势如虹，而只有资本项目的开放因为复杂而动荡的外部原因显得一波三折。

　　按常理，1996年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完成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而他国发展的经验表明，从经常账户开放到资本账户开放的间隔周期平均为7年。以此推断，中国应当在2013年实现资本项目开放。正因如此，经常账户自由兑换落地的当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写信告知IMF，中国准备用5—10年的时间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并且中国政府也筹划了资本项目开放的基本步骤与程序，即，采取“先进后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投资后投资组合”的开放策略。

　　然而，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那些已经实现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亚洲国家，如泰国、印尼、国内外汇马来西亚和韩国，均受到海外游资与对冲基金的猛烈攻击，其国内的股票、汇市等金融市场发生剧烈波动，金融体系与经济受到重大创伤，中国香港特区、台湾地区等也都深受其害。不仅如此，中国金融市场也被波及，期间发生了海南发展银行倒闭事件。作为应对危机的重大举措，中国政府当机立断宣布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固定在8.28∶1，由此不仅构筑起了隔离风险的“防火墙”，而且为地区货币市场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勇于承担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但是，危机也促使中国政府作出了更为深刻的检视与反思。当时国内金融市场与金融业尚处于改革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诸如建立中央银行制度以及扎起了金融组织构架的成就，但整体来说却很不成熟。而在国内金融体系尚未健全，以及在金融业与金融市场没有形成足够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之前贸然开放资本项目，无异于冒玩火之险。另外，也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打开资本项目开放之门，才让自己免于金融危机的灾难。基于前车之鉴以及自身实际的考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被暂时搁置起来。

　　应当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还在为推动资本项目的开放继续努力。包括：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也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而且这也是我国首次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再次打断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正常步伐。为了防止危机带来本币贬值从而导致资本大规模流出，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另一方面，又大幅收窄汇率的浮动区间，直到2010年10月才有所松动。

　　“8.11”汇改后的人民币持续贬值虽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但却令中国政府对放开资本项目又增添了一份清醒的戒备。及至今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元因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缩而进入上升通道，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与金融市场遭遇巨大冲击，国内汇市与资本市场也是波澜频起，人民币被动贬值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只能继续谨慎踏步、缓慢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仍在路上。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